一个剃头匠的世纪剪影(图)

2019-01-12 作者:ag8官网   |   浏览(195)

  “我也不会做别的。”这位93岁的老人谈起77年之久的剃头生涯,平淡得就好像在说明天可能刮一场大风。在他看来,剃头不过是门“过活的手艺”。

  因此,当得知该电影在印度果阿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时,他小声嘟囔着:“徒弟死光了,老主顾也没了,剩我一个出什么名啊?”

  他再也不走街串巷地上门服务了,因为骑车不到10分钟就累得厉害。如今,他常窝在北京景山附近的家中,打打麻将,或者读读佛经。

  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里,唯一像样的家具是一套半旧的暗红色组合柜,还是3年前从捡破烂的手中花40元买来的。水磨石地板早已失去光泽,灰白的天花板裂出两道缝。自从地安门的临街小楼搬过来,他和家人已在这里住了十几年。

  这两处房产见证了靖奎一生的兴衰。日军侵华时,20来岁的靖奎拿出当学徒和工人时攒下的千元联合票,在地安门盘下一栋二层楼。再雇上十几个伙计,做起了掌柜的。当时,店铺附近有一堵墙。按照老北京“牵着城”的讲究,他给自己的第一家理发店取名“谦城顺”。

  “生意好着呢!”提起昔日辉煌,靖大爷略显激动地熄灭右手的红茶花香烟,伸出四个指头来:“一天进账三四十块。要知道,当时剃一次才三毛钱。”

  来来往往的主顾里,不乏达官贵人,比如名角尚小云、将领傅作义。靖奎坦言,自己胆子大,不怕给大官做活,秘诀就是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”。

  不少人还因此成为朋友。刚解放时,有位唐部长常来。给前门烟就抽,倒花茶就喝,“一点也不跟你客气”,急得警卫直捅他。“你甭管,这是我的老朋友。”部长说。

  但靖奎并没有因此嫌贫爱富。他常交待徒弟:“穷人来了一样应酬。都是人,都是十月怀胎,都是一辈子,不就差点钱么?”

  至今,他仍然恪守当年的规矩。一位拉三轮的老汉,孤身一人且半身不遂。几年前,80多岁的靖大爷依旧每月去他家两趟。除了免费理发,还帮着撮炉灰、搬煤炭。邻居们议论纷纷:“您这是理发呢,还是干活呢?”

  当年的靖大老板,此时早已成了“劳动人民”。上世纪50年代,在公私合营的潮流中,他位于地安门和清华园的两处店面,都以数百元的价格充了公。家中唯一的工人名额让给了妻子。

  没了店铺,也没了营业执照,靖奎只好放下身段,到老城区里挨家挨户地问有没有活儿。“给姓张的做活,姓张的给引荐几家;到姓李的家呢,又给引荐几家。各户引各户,忙得都做不过来”。

  当问及为何不转行时,他反问道:“我就会剃头,不干这个干嘛?”解放前,有人愿意给他个县长当当,结果被拒绝了。

  “总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。”他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,更何况“你今天当官了,没准明天下野了。当司令的,‘’里一样也跪着。有什么区别呀!”

  起初,他把价格定为孩子一毛五,大人两毛。虽然不高,他却十分知足:“一毛二能吃碗炸酱面,给一小孩儿剃完头还能剩三分钱。”现在价格虽然涨到了五块,可他还是老样子,不愿意直接要钱,而是“看着给,不给也行”。

  为此他没少吃亏,也没少被家人埋怨。几天前,一位老人慕名来剃头。完事儿了要掏钱,靖大爷随口说了句“不要钱”,那人竟当了真,甩甩手走了。

  “老人都特实诚。”他说起来就乐,“我们干手艺的,不讲多要钱,讲的是质量。”说话时,他从临窗的单人木床下,拉出一个勉强扣上拉链的黑皮包。里面整齐地放着用了20多年的剃头工具:五把红柄剃刀、一把裹着红塑料布的推子、两只锃亮的银色剪刀、一红一黑两把木梳。

  他熟络地摆弄着:剃头的、刮脸的、磨刀的,干瘪皱巴的手在阳光下泛着亮光。据说,老北京的理发包括剃头、刮脸、铰鼻须、掏耳朵、放睡(按摩)等数个步骤。而每一步,都需要实打实的真功夫。

  靖大爷拿剃头举例,说:“这人颧骨高,就给他头发留厚一点。那人歪脑袋,你不能再随着歪,一边头发要厚一点,一边头发要薄一点。就跟那化妆似的,这人要不好看,能给这人推得好看喽!”

  “现在的发廊哪会这个?”74岁的张耀兴摇了摇头说。他既是老字号“爆肚张”的掌门人,也是靖大爷8年的老主顾。

  在靖大爷剃头的手艺中,张耀兴最爱享受刮脸。刷子在雕牌肥皂上蹭几回,蘸几下热水,涂抹在脸上。伴随着口兹口兹拉拉的声音,一把锋利的剃刀上下“行走”,五六十下之后,胡须落地。

  不过,老哥俩更爱共同怀念旧时光。“现在什么都变了。”望着后海沿岸各色装修豪华的酒吧,张耀兴叹了口气,“过去都是做小买卖的,古香古色啊!”

  靖奎也觉得自己这一行不比过去了。自己当年12岁出来当学徒,18岁才正式出师。如今大多数人三个月就能出来单干。“那洗头哎,过去得坐那儿洗十几分钟,现在揉巴揉巴就完了”。

  客人也变得追求时髦,“头上留几根毛什么的”,“要这怪型儿,你瞅瞅电视里,哪个首长留这个?”提起这个,他就不满。

  不过,就连自己的孩子,也不乐意让他动手。除了怕累着老爷子,还是觉得那老一套“不时髦”,“也不好看”。

  跟着老手艺一起消失的,还有老主顾们。数十年中,数百人去世。有时候,还能赶得上给他们剃最后一次头。有时候,连个面都没见上。

  “等他们都走了,我也该走了。”靖大爷穿着外孙女结婚时做的对襟棉袄,异常平静地说起死亡。

  这种淡然从容的心态深深吸引了导演哈斯朝鲁。两年前,他在酒吧里先是看到有关靖大爷的纪录片,于是,从什刹海到景山,他翻腾了两天才找到靖奎本人。出乎意料,老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。

  “你说人家张一口多难,我再让人家碰了钉子,不合适。”靖大爷一如既往地好脾气。为了记下50多场台词,失眠的他不得不偷吃女儿保管的安眠药。最终,原定40天的戏一个月就拍完了,他身为主演最多NG过三次。

  这部耗资3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得到了学院派的赞誉。正如哈斯朝鲁所说,“时代在发展,社会在进步,尽管我们有那么多的眷恋,也免不去无尽的忧思和遗憾”。

  清华大学影视研究中心主任尹鸿教授评价为“难得从容”。他在影评中写道:“面对这样的电影,需要一种宁静的心态去慢慢玩味,就像在秋天的阳光下看那满地的落叶。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,才会从这种从容中体验到幸福。”

  而哈斯朝鲁眼下正为影片的公映发行等现实问题发愁。这位蒙古族新锐导演担心,平淡的故事难敌商业的冲击。

  这一切,靖大爷无从知道。近百年起起落落的经历,使他深深懂得:“想不通就是受罪,想通了就是幸福。”

  他仍然固守在旧世界中,不爱看电视,“过去人哪有那样的,都是瞎编”。心爱的戏曲也不看了,因为“青衣嘴唇抹得像个紫茄子似的,花脸比过去的三流角色都不如”。

  那辆陪伴他走街串巷的三轮车,停在狭小的院子里,堆满了废弃的水果纸箱、书籍、塑料盆等物品。虽然已经一年多没外出剃头,他依然嘱咐老伴花13块钱买来姗拉娜牌去屑洗发水,为可能上门找来的主顾们准备着。

  这个一辈子打扮别人的剃头匠,留着花白的背头。那是到胡同里或者天桥下,花3块钱随便找人理的。虽然不尽满意,但他觉得也比发廊好。

一个剃头匠的世纪剪影(图)